保罗 · 利科论翻译丨翻译冲动与来自读者的抵抗
“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29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读文化、艺文志、薄荷实验、后浪、重庆大学出版社、万有引力、东方出版中心、世纪文景、明室、新经典、七楼书店、文化发展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微言、乐府、纸上造物、长江文艺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十分欢迎更多出版机构一起来玩，详情请加微信lonzr25咨询（添加时请务必注明“书摊+出版机构名”）。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79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书《保罗·利科论翻译》（保罗·利科 著；章文、孙凯 译）。
我接下来要发表的评论都围绕着翻译中那些巨大的困难及微小的幸福。事实上，我愿将之置于“异域的考验”的书题护佑之下，令我们永远缅怀的贝尔曼。以此名命他的精彩著述，副标题则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翻译是一场艰难的赌博，有时竟会无法为继。我先要用上些时间，讲述翻译中的困难。“考验”一词可以精准地概括这些困难，因着它有“受苦”和“检验”两重意思。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经受一项计划、一个欲望，甚至是一种冲动的考验：翻译冲动。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考验，我建议将之同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译者的任务”做个比对。依照弗洛伊德给“工作”一词下的定义，“译者的任务”也能做双重意思解。弗洛伊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回忆工作”，另一篇又论及“哀悼工作”。翻译亦是如此，要历经某种拯救和某种对失去的接受。
拯救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正是贝尔曼著作标题中的“异”字所提出的问题。翻译行为让两个对手间产生了关联：“异”—囊括了作品、作者和他的语言—和译作的“阅读对象”。二者之间，是负责传递的译者，将完整的信息从一种民族语言转移到另一种民族语言。这种中介人的境地谈不上舒适，“考验”便隐于其中。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为这一考验罩上了悖论的外壳。他说，翻译，就是服侍两个主人：原作中的异者，及被同化欲望支配的读者；外国作者，及与译者栖居于同一语言的读者。实际上，上述悖论从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则置身于对忠实的心愿和有关背叛的疑虑的双重裁决之下。今晚，有位获奖者曾向施莱尔马赫致敬， 而施莱尔马赫则将这一悖论分割成两句话：“把读者移动到作者的所在”，“让作者移动到读者的面前”。
正是在这种交流中，在“读者”“作者”等同系列字词的换位与交错间，存在着我们刚刚述及的“回忆工作”和“哀悼工作”。先是回忆工作：我们可以把它比为一场分娩，它关系到翻译的两极。一方面， 它撼动了所谓“母语”的神圣性，触动了其在身份认同上的谨小慎微。
此一来自读者方的抵抗不应被低估。自认完满的自命不凡，以及对他者的介入的拒绝，令无数的语言种族中心主义暗中滋长，甚或还有更严重的，即追逐文化霸权的自负心态。这曾见于从古典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末、历经文艺复兴却仍居主导地位的拉丁语，见于古典主义时期的法语，也包括今时今日的英美语言。我仿照心理分析术语，用了“抵抗” （résistance）一词，来指称源自译入语的、对异域的考验的阴险狡诈的抗拒。
但是，像患者在面对回忆工作时一样，他者语言一方对翻译工作的抵抗也并不会更少。译者会在工作中的数个层级遭遇这一抵抗。翻译开始前，抵抗就以“不可译假设”的形式出现，在译者尚未着手原作时就发挥了抑制作用。仿佛就在启动之际的原始情绪和时而闪现的焦虑中，异者的文本昂然耸起，如同某个抗拒翻译而又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初始时的假设不过是个幻象，根源在于“原作无法被另一个原作复制”的庸常论断。我用“庸常”一词，是因为所有收藏家在面对某件艺术品的上佳仿作都会做如是评断。他们认为，摹本最大的缺陷，即是它非原作。但除去这一将翻译视为复制的原作的幻梦，另需警惕“完美翻译”的幻象。它在恐惧中达到顶点：翻译，因为是翻译，所以就其定义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坏翻译。
然而，翻译工作一经启动，对它的抵拒就又会披上一层没那么虚幻的外衣。不可译的滩涂散落于文本中，将翻译变为一场悲剧，把对好翻译的愿景变成赌博。从这一角度看，诗歌作品的翻译应是类似活动中最能淬炼才智的，更准确地说，尤其是在德国的浪漫主义时期，从赫尔德到歌德，从席勒到诺瓦利斯，及至洪堡和施莱尔马赫，还有与我们同时代的本雅明和罗森茨威格。
的确，诗歌呈现了意义与音韵、所指与能指间不可分割的巨大难题。但与我们今日话题关系更紧密的是哲学作品的翻译，它们展现了另一层面上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无解的：语义场间的界限无法完全从一种语言移转至另一种语言。涉及“基础词”（Grundwörter）时，困境更是登临顶峰，译者有时被迫要进行“字对字”的翻译，为同一个词在译入语中寻找固定的对应词，但这未必是正确的解决方式。这一看似正当的翻译限制其实自有局限，因为那些著名的“基本词”，如“表象”（Vorstellung）、“扬弃 ”（Aufhebung）、“ 此在 ”（Dasein）、“本有” （Ereignis），本身就凝结着长期形成的互文性，反映着整体的历史背景，更不用说在它们落于纸面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旁的被掩盖的互文性现象：此前已有同一或对立的思想传统中的作者使用过这些词汇，互文性有时是对过往用法的重复，有时是改变，亦可能是驳斥。
不仅语义场无法重叠，句法也不能对应，句式更无从传递相同的文化遗产；而即便词语的显性含义已被译出语的词汇表细细界定，另外也会附上半哑的隐性含义，飘荡在符号、句子及或短或长的段落之间， 对此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因着这些相异性叠加出的症候群，他者的文本向翻译展露了抵抗性，还有时有时无的不可译性。
一旦涉及由精准语义武装起来的哲学文本，翻译的悖论就暴露无遗。所以，逻辑学家奎因沿着英语分析哲学的路线，将“两个文本间存在着非同一性的对应”的说法判定为不可能。两难之处如下：好的翻译中，译出与译入两个文本需由并不存在的第三个文本来评判。而问题就是，这意味着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言说同样的内容，或者至少是企图言说同样的内容。但是这一相同性，或者说是同一性并不是以第三个文本的形式被给出的。所谓的第三个文本，地位大致等同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说的第三个人，他在关于人的“理型”与参与真实且现实的理念的创造的人类样本间扮演第三方的角色。既然这保存有意义和语义的同一性的第三方文本并不存在，评判两方文本所能依凭的也只剩下掌握多种或至少两种语言的专业人士的批评式阅读，但批评式阅读本身就等同于一次私密的重译，即专业人士作为有能力的读者，重新为此做了翻译工作，让自身经受了翻译的考验，同样面对了非同一性的对等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插上几句话。提到读者所做的重译，我已触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对伟大的作品， 尤其是对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圣经》、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莫里哀）所进行的不间断的重译。或者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在重译中更清楚地看到翻译冲动，它的养分就是对现存翻译的不满。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些。
之前，我们一直追随译者的脚步，和他一同经历了开始前的焦虑，也体味了整个工作中同文本进行的斗争；作品完成，他就被留在了永无满足的窘境中， 而我们现在也要与之暂别。
为着这次活动，我细细重读了安托瓦纳·贝尔曼，他用一句精彩的话总结了两种抵抗形式：先是待译作品的抵抗，后是翻译中译入语的抗拒。此处是对他的引用：“在心理层面上，译者具有两面性。他需从两方面着力：强迫自我的语言吞下‘异’，并逼迫另一门语言闯入他的母语。”
经我们比照，弗洛伊德所说的记忆工作在翻译工作—这一在双重抵抗的双重阵线上被征服的工作—中寻到了恰切的对等。好吧，话至此处，悲剧性的转折点终要来临，哀悼工作也要在翻译学中找到对等物，为这一学科带来苦涩却珍贵的补充。
一言以蔽之，就是舍弃“完美翻译”的理想。正如对某一缺陷的接纳，只有放弃才能帮助我们经受刚刚所说的“服侍两位主人”的不可能性，即同时服务于作者和读者。“把读者移动到作者的所在”，“让作者移动到读者的面前”，两个任务间不和的名声早已传扬于外，只有哀悼才能让同时承担二者成为可能。简言之，鼓足勇气面对著名的“忠实与背叛”的难题：心愿 / 疑虑。不过，这一放弃并哀悼的工作中，关涉的是哪一种完美翻译呢？拉古 - 拉巴尔特和让 - 吕克·南希在《文学的绝对》（L’ absolu littéraire）中给出了一个可为德国浪漫主义者接受的版本。
此处的“绝对”支配着一场命名各不相同的近似化事业，歌德称为译入语的“再生”，诺瓦利斯将之视为译出语的“潜能激活行为”，冯·洪堡的论述中，时而可见双重的“构建”［或“教化”（Bildung）]过程的殊途同归。
然而，这一梦想并非是全然的空中楼阁，它鼓励着这样的野心，要将待译作品所用的译出语的隐藏面暴露于阳光之下；与之相对地，还有着去除母语的乡土色彩的野心，邀请母语自视为诸多语言中的一种， 甚至是将自己作为“异”来进行感知。不过，此类对完美翻译的愿想还会表现为其他的形式。这里我只引用两个：首先是随着启蒙运动（Auflärung）的路径， 树立放之宇宙而皆准的目标，梦想着建造一座图书总馆，借着积累把总馆化成大写的唯一的“书”。这一构想形成了巨大的网络，其无尽丛生的枝丫便是所有的作品在所有的语言中的翻译，最终结晶成某种普遍化的图书馆，在那里所有的不可译性都被消弭。这一梦想是关于某种理性的梦想，理性全然超脱了文化的限制和群体的局限，是无所不译的梦想，意图充满语言间交际的空间，填补普适语言的缺位。另外，在那篇绝妙的《译者的任务》中，瓦尔特·本雅明于语言层面激活了一个弥赛亚式的等待，也代表着完美翻译的另一个目标。如他所说，瞄准的对象是纯语言，每一个翻译的身上都带有它的印记，仿佛来自弥赛亚的回声。而无论其形式如何，完美翻译的理想便等同于对于翻译中的获得的企望，即对“无损的获得”的渴求。需要哀悼的，正是这种“无损的获得”，直到接受自我与异者间无可逾越的差异。在对母语的乡土性的憎恶中，失而复得的普遍性试图抹去关于“异”的回忆，或许还有对自我语言的热爱。同一个普遍性还会擦除它自己的历史，把所有相对自我而言的异者变成语言中的失国之人，他们流浪，却放弃了寻求某一译入语的庇护。简单来说，就是流浪的游牧者。
正是对绝对翻译的哀悼成就了翻译的幸福。语言的绝对性既已灭失，当翻译的幸福可以接受同一与对等间的差距，可以接受非同一的对等时，它就变成了获得，也就是它的幸福所在。译者承认并接纳“我” 与“异”这一对概念间的不可互约性，他认识到翻译行为的对话性有着无可超越的地位并以此为翻译欲望的理性视野，然后他就会在其中找到补偿。虽然不可知论让译者的任务沦为悲剧，但他还是可以从我所说的“语言的好客性”中寻到幸福。
译者的持身之道便是非同一的对应。这是个脆弱的条件，核验它是否达成的依据只有我刚刚说到的重译工作。重译工作所依凭的是译者工作中对双语的最基本的掌握，是一种重复的练习，也是于译者之后进行的某种再译。刚刚提到的两种模式多少类同于对回忆工作和哀悼工作进行的精神分析，我从这二者出发，却是为了说明就像讲述行为一样，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来翻译，并不奢望着可以填平对等和绝对的同一间的沟壑。所以说，存在着语言的好客性，栖居于他者语言中的快感将被在家中—在自己的待客之处—接待他者的言语的快乐所补偿。
○●○●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拜德雅微店套装有售